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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若兰:新加坡文秘职业“女性化”变迁及其影响

范若兰:新加坡文秘职业“女性化”变迁及其影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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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加坡文秘职业“女性化”变迁及其影响

作者范若兰

来源:《八桂侨刊》2022年第1期,点击阅读原文浏览更多精彩内容。

作者简介

范若兰,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研究领域: 东南亚研究、伊斯兰教与政治研究、女性研究。

摘要:文秘职业一向被视为女性职业,但在20世纪上半叶,新加坡文秘职业是男性职业。随着20世纪60、70年代新加坡经济起飞和女子教育的发展,女性大量进入文秘职业,文秘职业逐渐“女性化”,并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成为新加坡女性第一大职业群体。随着文秘职业“女性化”,文秘职业标准随之改变,变成了“适合”女性的“细心、温柔、善解人意、美丽、能干”,文秘形象也从“花瓶”变为“白领丽人”,该职业的男女收入差距相对最低。

关键词: 新加坡;文秘职业;女性化;华人妇女;

文秘职业是职业分类之一,主要包括秘书、书记、簿记、办事人员、打字员和速记人员等,亦被称为“文员”“白领”,与代表劳工的“蓝领”和代表经理、老板的“金领”相对。在劳动力市场分工中,男性与女性职业分布有所不同,女性集中的职业往往带有“女性化的技术和工作环境”特征,如“灵巧技能”“文秘职责”“抚育技能”或“服从性工作”等,而男性集中的职业往往带有“男性化技术和工作环境”,如“重体力劳动”“极端恶劣工作环境”“数理技术”“职权岗位”等1。文秘职业通常被视为是“女性职业”,因为女性的细心、认真、服从、忠诚、温柔、善解人意,因此被认为“适合女性”。

新加坡具有城市、工商、华人社会的特征,从殖民地时代以转口贸易为主,到独立后大力发展制造业、金融业、商业等产业,逐渐成为亚洲“四小龙”之一,也是东南亚的工业中心、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。与此相应,新加坡在制造业、商业、服务业从业人员较多,主要为工人、文秘人员、专业技术人员、销售人员、服务人员等。随着新加坡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,华人妇女的职业也在提升,20世纪70年代以前新加坡女性最大的职业群体是劳工,90年代以来最大的职业群体是文秘。

文秘职业被认为是“女性职业”,但在20世纪上半叶,新加坡的文秘职业还是标准的“男性职业”。20世纪70年代随着新加坡经济起飞,女文秘大量出现并开始取代男文秘,80年代超过男文秘,文秘职业“女性化”。可见,职业的性别隔离和标准在不同时代是不一样的,那么,经济发展和性别规范如何影响职业标准和职业选择?女文秘的职业形象有何变化?文秘职业“女性化”有何影响?

学界关于新加坡华人妇女的职业研究很少2,女文秘人员的研究更少,只有女性经济参与的相关研究提到女文秘在职业女性中所占比重,涉及女文秘的工作和感受3,但对这一职业的变迁没有探讨,更没有深入分析这一职业“女性化”的根源与影响。本文提出“适合女性”这一核心议题,主要利用新加坡人口普查数据、劳动力调查报告、报纸报道等一手资料,探讨新加坡文秘职业的性别变化及影响,通过分析“适合女性”话语指出大量女性进入这一职业,不仅改变了职业评价标准,改变了女秘书的“花瓶”形象,而且促进了女性的职业提升。

鉴于新加坡人口76%以上是华人,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华人女文秘职业变迁,兼及其他族群。

1

从“男性职业”到“女性职业”:女文秘职业变迁及其影响因素

20世纪新加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从殖民地变为独立国家,从转口贸易港口变为新兴工业化国家,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。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促进了华人妇女的经济参与和职业拓展,华人职业妇女由少变多,职业领域由窄变宽,从20世纪初少数职业,发展到20世纪末的教师、律师、工程师、企业家、政治家等所有职业,不少职业由原来的“男性职业”变为“女性职业”,如教师、文秘、佣人等。

(一)女文秘职业变迁

新加坡华人女文秘人员不知确切出现于何时,因为殖民政府在1871、1881、1891、1901年所进行的人口普查数据只对人口的性别、族群分类,没有职业分类。1911年的人口普查有性别、族群、职业分类,但没有文秘职业分类。1921年人口普查,新加坡共有8 345名华人男文秘,59位华人女文秘,女文秘只占文秘职业的0.7%4。1931年人口普查,新加坡共有1 751名华人男文秘,5位华人女文秘,女文秘只占文秘职业的0.2%5。1947年人口普查,新加坡共有20 274名华人男文秘,1 123位华人女文秘,女文秘占文秘职业的5.2%6。可见,20世纪上半叶新加坡已出现华人女文秘,但人数极少,1921年只占文秘职业的0.5%,1931年因为世界经济危机,新加坡经济深受打击,文秘人员失业严重,女文秘仅占0.2%,1947年略有上升,占5.2%,而且,她们的职级较低,很少是秘书,大多是打字员、速记员。总之,20世纪上半叶,新加坡文秘职业是标准的“男性职业”。当时的女文秘大多受过小学以上教育,主要在公司供职,需要良好的英语水平,因此,毕业于英校和教会学校的女生比毕业于华校的女生有更多就业机会。她们以能力和细致,得到雇主欣赏。有一洋行雇佣女子当速记员,雇主认为华人女子的速记水平较其他种族为高,每分钟130字,因此又多雇佣两位华人女速记7。

20世纪50年代华人女文秘略有增长,她们大部分是在政府机构和商业机构服务。据新加坡一个职业介绍所的数据,1952年由该所介绍任速写、打字员者,有三分之二是女性,其他如招待员、电话接线员,亦多由女性担任8。这一时期女文秘虽有增多,但找工不易,她们的就业机会甚至不如女佣。究其原因,这一时期新加坡尚未独立,政府机构录用人员有限,经济尚不发展,商业机构雇佣文秘人员也有限;华人女文秘一般都是受过英文教育,她们多服务于外国人开办的公司和企业中,而华人的经商方式尚未发展到聘用女性为文员的阶段,因此,华校毕业女生更难找到书记类职业,“反之,受英文教育者,尚可找到秘书之类的工作。”91957年人口普查,新加坡华人女文秘占华人职业妇女的5%,位于服务人员(35.7%)、工人(27.6%)、农民(12.5%)、销售人员(10.5%)、专业技术人员(8.2%)之后,仅高于经理管理人员(0.2%)10。

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经济起飞,从事文秘职业的华人女性越来越多,她们大量就职于政府和商业机构。女文秘主要有两种类型:一类是较低级别的女书记,主要负责打字、接电话、速记、招待宾客等工作;另一类是较高级的女秘书,她们在公司或机构中享有相当高的地位,参与公司的管理工作。如新加坡的林江艳文,她的履历如下:1953—1954年任职书记,1954—1956年在新加坡一家商行担任出口经理之秘书,1956—1957年在新加坡一家商行公司秘书处担任秘书,1957年担任一家商行董事之秘书,1957—1961年在伦敦一家研究协会担任技术秘书,1961—1962年担任一家伦敦特许会计公司之助理秘书,1963年加入崇侨银行服务,在总行充任一级受训职员,1964年提升为总行助理秘书(一级职员),1969年11月提升为大芭窟分行主任。语言:能操英语、粤语与闽语11。林江艳文从低级书记做起,到高级秘书,到银行经理,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女性商业人才。

这一时期新马华人女文秘明显增加,1970年人口普查,新加坡华人女文秘占职业女性的比例上升到16.9%,排名第3位,位于工人(31.7%)和服务人员(22.7%)之后。这一时期女文秘出身英校和华校者皆有,要具备较好的中英文水平。她们通常是中学毕业,极少大学毕业者,也有不少人是在各种商业学校专门学习秘书课程。新加坡女性大多参加英国特许秘书协会的考试,考试及格即可得到该协会的文凭。许多以前只有白人才能担任的职位,现在多由本地女秘书充任,如银行雇用的女文秘日益增长,20世纪60年代末,新加坡一家银行的职员,包括经理部和书记,只有15%是女性,到1971年,女性占了50%,大多数是担任书记、秘书,接受男银行家的命令,只有四位行员是女性12。

对于中学毕业的华人女性而言,文秘职业是她们最向往的职业之一,既是坐办公室的“白领”,报酬又较优厚。20世纪70年代初,新加坡一般书记的工资平均都在400、500元左右,往往规模越大的公司薪水越高。高级女秘书的工资都在1 000元以上,几乎是书记的一倍13。从当时招聘广告来看,对于秘书,明确标明是女秘书,要求通晓中英文,最少高中毕业,此外,问讯处职员、电话接线生、出纳也明确要求女性。对于会计和簿记,则男女不限14。

20世纪80、90年代,新加坡经济持续发展,女性教育水平提高,受中学、大学教育者增多。经济发展能提供更多就业岗位,接受较高教育的女性也更能胜任文秘工作,两者结合,华人女性大量进入文秘职业,文秘成为女性主导的职业,也成为华人职业女性第一大群体。1980年人口普查,新加坡女文秘有99 188人,占该职业的62.7%,1994年为181 589人,占该职业的74.6%,在女性职业中占27.4%,排名第一15。新加坡文秘职业已经是女性占主导地位,这一职业也成为标准的“女性职业”。

随着大学教育普及,华人妇女的职业等级进一步提升,2005年文秘职业仍是新加坡华人女性的第一大职业,占24.8%,其次是自由职业者和技术人员(23.7%),服务与销售人员位居第三(15.9%),专业人员第四(12.6%),与此同时,女工(包括制造业技工、操作工、装配工)急剧下降,仅占6.6%16。

(二)影响因素

新加坡文秘职业从“男性职业”到“女性职业”的变迁,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经济发展、女子教育水平提高和性别观念变化。

首先,新加坡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是影响文秘职业变迁的最重要因素。

新加坡是一个港口城市,在殖民地时代主要靠转口贸易取得繁荣,发展与之相关的加工业、商业、银行业等,受国际市场影响大,经济曲折发展,产业结构畸形,吸纳劳动力有限。二战后东南亚国家纷纷取得独立,采取直接贸易形式,新加坡的转口贸易经济不断衰退,1959年自治时,新加坡的失业率高达13.2%17。1965年独立时,新加坡失业率高达14%。为摆脱困局,新加坡政府致力于发展经济,从实行进口替代战略,促进工业化发展,到1967年实行出口导向战略,积极吸引外资,发展制造业和金融业。1980年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,新加坡政府致力于产业升级,积极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,逐渐淘汰劳动密集型产业,于是以电子、石化为主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,因此,电子产业成为制造业的龙头,21世纪初新加坡成为全球重要的集成电路、芯片和磁盘驱动器生产基地。同时,制造业发展促进了商业金融服务业发展,新加坡成为东南亚的金融中心、运输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18。

新加坡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调整,从劳动密集型到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不断升级,带动经济的起飞和快速增长,1960—1970年新加坡经济增长率为9.1%,1970—1980年为9.0%,1980—1990年为7.1%,1990—2000年为7.4%18。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充足的就业机会,提升了华人妇女的就业率,1947年华人妇女就业率不到20%,1957年也只有24.5%,1980年提高到44.5%,1990年提高到52%,2005年提高到53%19。经济增长也提供了更多蓝领和白领职位,提升了华人妇女的职业层级,从20世纪上半叶女农民是华人妇女最大职业群体,到60、70、80年代制造业女工成为最大职业群体,再到90年代以来女文秘成为最大职业群体。

其次,女性教育水平提高是影响文秘职业变化的重要因素。

殖民地时代,华人女子教育初步发展,包括英文教育和华文教育,但这一时期华人女性教育水平低于男性,1921年新加坡每1 000名华人男子中,识字者为487人,而每1 000名华人女子中,识字者仅为96人;1947年每1 000名华人男子中,识字者为483人,而每1 000名华人女子中,识字者增加到176人20。当时从事文秘职业要求是通达中文、英文和各种方言,如《星洲日报》一则聘请女职员广告:“(1)年龄在十八岁以上三十岁以下;(2)英文须七号毕业,中文须初中程度,能操流利英语及各种方言;(3)须品行端正以及未有不名誉行为。”21但由于当时华人女性接受中学教育者较少,加之女教师是知识女性的职业首选,是以华人女文秘极少。

新加坡独立以来,政府大力发展教育,女子教育得到长足发展,1960年,女生占小学生的44.1%,1990年上升到47.4%,受过中学及以上教育的女性大幅度增加,1960年新加坡女中学生占中学生总数的39%,1980年达到51.5%,以后一直占一半左右22。1960年新加坡女大学生占学生的比例为23.9%,1980年上升到32.2%,1990年上升到43%23。1997年女大学生占比达到49.7%24,已占大学生一半。教育水平提高促进了女性的经济参与能力和意愿,而且,“女性教育的增加是她们在U型曲线向上升时加入现代经济部门的一个先决条件,是女性进入白领工作的转折点。”25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能够从事专业技术、秘书和管理经理工作,受过中学教育的女性一般从事书记、电子厂工人、销售等职业,受过小学教育的女性一般从事制衣、纺织业工人等职业。新加坡女性普遍接受中学以上教育,以及越来越多女性接受大学教育,是她们能够在文秘职业、专业技术职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基础。

再次,性别观念亦是影响文秘职业变化的重要因素。

20世纪上半叶,华人社会的传统性别观念——男尊女卑、男外女内、男主女从、男强女柔———根深蒂固,人们对女子外出就业不以为然,尤其是家道小康以上的人家,妇女一般不外出就业。20世纪下半叶,随着妇女解放和社会进步,妇女参与经济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,女性就业率逐渐提高,她们工作认真、勤恳、忠于职守,其“温柔”“顺从”“善解人意”“细心”等“女性特质”使她们被认为更“适合”文秘职业。与此同时,文秘职业的薪金低于经理、老板或销售人员,男性因为负有养家责任,他们的“竞争”“勇敢”“好动”“支配”等“男性特质”被认为“不适合”文秘职业,他们要追求更高报酬,也要追求更高职位,不再中意文秘职业,越来越多男性退出文秘职业,女性则大量进入这一职业。

可以说,经济增长、教育发展、性别观念合力将文秘职业从“男性职业”变为“女性职业”。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提供了更多白领就业机会,教育水平提高使女性能够胜任文秘工作,性别规范促使男性追求高收入和支配性工作,而女性能接受较低收入、稳定工作、服从性工作。因此,受过中学及以上教育的女性大量进入文秘职业,使得这一职业“女性化”。

2

从“花瓶”到“白领丽人”:女文秘形象变化

在传统职场的性别分工中,男性处于主导地位,女性处于辅助地位,于是,男医生与女护士、男经理与女秘书,男司机与女售票员,似乎成了职场“标配”。但在20世纪上半叶的新加坡,因为华人女性人口少及教育水平低,需要具备中英文水平及一定学识的文秘其实是男性职业,只有极少数华人女性跻身文秘职业,她们服务于经理老板,在这个男性主导的场域又一次不可避免地被物化为“花瓶”。

因为“花瓶”形象,女文秘的专业水平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要美貌、善打扮,还要陪老板出入咖啡馆、电影院、饭店等地,女秘书“如不装饰的花枝招展顺应老板的心理,地位就会起动摇,女秘书拒绝经理的邀请赴宴会而被无故辞退也是常有的事。”26某种程度上,女秘书变相出卖“色相”,尽管不像女招待那么直接。一位名素芳的女秘书因美丽而被录用,她的工作是陪老板“出入茶室、电影院和餐室,在他的朋友面前,他显出得意洋洋的样子为我介绍……”,美貌的女秘书成为老板炫耀能力和财富的资本。但是,素芳对此并不引以为荣,“我很痛苦,我想,那些没有‘本钱’的女人,在这个城市里她们如何生活呢?我已决定跳出这秘书生活,……我虽是女人,但我也是人,我要尽我的劳力去换得生活上的需要,我不愿意供人欣赏,被人们称为‘花瓶’。”27

20世纪60、70年代,女文秘人数大大增加,她们以细心、温柔、工作认真有效而得到人们认可,文秘成为“适合女性”的职业。但很多人仍认为女秘书是靠美貌的花瓶职业,认为成为一个受欢迎女秘书的秘诀并非打字打得快、速记写得快、商业知识丰富,而是要拥有“美貌”“仪态”和“会交际”,其中美貌和仪态是最为重要的,正如一家公司老板所说,他们不用机器,却要花费更多金钱来雇用一位女秘书,是因为女秘书的美貌不会看得多了令人讨厌28。这是典型的男性老板视角,希望女秘书成为赏心悦目的“花瓶”,点缀紧张的职场。

还有一个英校毕业的女生,好不容易找到一份月薪120元的书记工作,但没干几天就辞职了。这份工作名为书记,实为打杂,什么都要做,从打字、写信、抄帐,到抹桌子、扫地、泡茶。她对这些也没意见,但最不能忍受的是老板,交代工作时总是动手动脚,不是摸她的背,就是摸她的头。当她提出抗议时,老板还说“出来工作的女孩子,何必这样认真。”这种男老板较多,他们往往以聘女书记或秘书为名来诱惑刚离校、没有社会经验的女子29。这是父权制下性别和权力不平等在职场的必然产物。

但实际上,女秘书是靠工作能力和成绩立足,而不是只靠徒有其表的脸蛋,一个成功的秘书要具备下述能力:

———智慧与美貌并重,美貌是其次,工作能力为首;

———她是老板的左右手,缺一不可;

———她也是老板的另一脑袋,身负提醒安排大小事务的重任;

———她需要判断力冷静思考30。

20世纪80年代,女文秘已成为这一职业的主导,她们有能力反抗男人们加在她们身上的“花瓶”标签。1981年在一个谈工作效率的研讨会上,一名男经理提出这样的看法:“漂亮的女秘书是造成时间浪费的人!”此观点引起争议。赞成的人认为,漂亮的女秘书会使公司的男职员分心,因而影响工作效率。反对的人认为,有了漂亮的女秘书,不但可以使职员间增加欢笑,也使办公室生色不少。上述两种观点,都不脱女秘书是“花瓶”的窠臼。女秘书们对此提出抗议,明确指出:“这是大男人主义的偏见,只有心胸狭窄的人才有这样的看法;这样指责女人太不公平,如果男人那么容易分心,只能表示他缺乏工作纪律;反过来说,如果公司有英俊的男职员,使到女职员分心,他是否也会受到谴责?”更多人正确认识到,“今日的女秘书,有相当的工作分量,她们如果没有真材实料是不能应付的。而且,她们也都是经过特别课程的训练,考取一张职业文凭,并非是虚有其表的。”31“花瓶”说是对女秘书的贬低。

当时,“花瓶”已是一个落伍的名词,不再代表女秘书的形象,更适合的词是“白领丽人”或“职场精英”。一方面,她们要处理繁杂的事务性工作,上至处理老板的公文分类,下达主管的旨意,安排访客的约会,下至泡咖啡、安排宴客名单、订座与点菜、安排入住酒店等,都需要认真、细心、头脑清楚、反应敏捷。另一方面,有些女秘书已逐渐成为公司或机构中的高级人员,甚至参与关键性决策,权力相当于机构主管或经理级人物,有上情下达的特权。一些女秘书有远大的人生目标,努力拓宽知识领域,培养能力,对公司业务熟悉,并能提出相应对策,令老板另眼相看,有机会挑起更大的重任32。不少女秘书被提升为经理,提升了自己的职业层级。

随着20世纪80、90年代新加坡经济转型和科技发展,对女文秘提出更高的职业要求。秘书必须要有管理能力,同时,也必须对科技、商业和经济知识有更深入的认识,这样,她才能在管理层扮演更重要的角色。新加坡私人与执行秘书协会主席邝美年在秘书研讨会上指出,随着办公室电子设备的革命性变化,秘书是“速写簿和铅笔”的传统形象已有所改变,现在秘书是快速联络网的核心,必须挑起更多责任,具备更多条件33。秘书工作不再囿于打字、速写、接电话、排约会等传统任务,在办公室普遍采用电脑等现代办公设备的趋势下,秘书的上述工作会变得简单及更快速完成,所以秘书不仅要善解人意、思路清晰、口齿伶俐,还必须具有广泛的商业知识,分析和研究有关资讯的能力34。新加坡社会发展部兼教育部政务部长薛爱美则指出,成功的秘书,除了协助上司处理一些日常行政事务,她们的资讯科技知识,将使她们参与公司的决策工作35。

1988年新加坡贸工兼交通与新闻部政务部长马宝山提醒女秘书们,她们必须掌握更宽广的管理技能和知识,因为现代公司机构要求秘书处理会计、管理办公室、负责人事甚至公共关系等事务。他也奉劝女秘书要“装扮像女人,头脑像男人,工作像匹马”36,这句带有调侃意味的话,表明男性心目中的合格女秘书形象:容貌打扮靓丽,思维头脑像男性一样理性和清晰,工作努力。这是典型的“白领丽人”形象:能力出众、头脑聪明、妆容精致、衣着优雅。新加坡设有秘书节,每年举办最佳女秘书评选,1990年陈秀琼荣登该年度“最佳女秘书”的宝座。她在华侨银行训练与发展部门当秘书10年,热爱这份工作,认为秘书是一门受人尊敬的行业。在老板的眼中,陈秀琼不但办事效率高,还常主动地执行任务,是一位难能可贵的左右手37。每年一度的“最佳秘书”评选,展现出女秘书标准的“白领丽人”形象。

“白领丽人”强调女秘书的能力,但仍然存在对美貌的推崇,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对女秘书专业能力的认可。

3

文秘职业“女性化”的影响

20世纪上半叶,文秘是典型的男性职业。20世纪70年代文秘职业处于男女交替状态,女文秘增长势头很猛,同时男文秘仍为数不少,文秘职业“女性化”的影响之一,是男文秘的就业机会减少,报纸上聘请秘书、书记的广告,都是明确要求女性,这严重冲击了男文秘的就业机会,使得他们面临失业。当时报纸上不时出现男文秘们的抱怨,他们指出现在是男女平等时代,但秘书职业是男女不平等,一封署名“失业者”的信说:

我们是一群任职于裕廊区某一制药厂的书记,由于工厂停业了,我们失业至今已有几个月。由于近来中英文报纸之招聘广告多数聘用女职员及女簿记员,征聘男职员及男簿记员的广告少得可怜。男女受同样教育有着同样做事的本领,为何一定指明要用女性,而不给男性去应征?由于男的失业太久,生活无着落,假如男的已成家立室,孩子们生活无着落,在走投无路时,打家劫舍的事件增加实也难怪。说到待遇方面,一样的酬劳,男女一样可以接受,为何一定要聘用女性?身为雇主们,你们也是男的,应该为男的着想,应该男女一律聘用,因为男女受同样教育,有着同样忠于职守的品德38。

还有男性强调,“女性失了业,丈夫可以付给家用,而男的失了业,生活费无着落后果真是不堪设想。”39男文秘们以男性是家中经济支柱,女性是辅助养家者,男性失业必将带来灾难为说辞进行抗争,但女性在文秘职业的优势日益明显,使她们取代男子,该职业还是不可避免地“女性化”了。

为什么老板们在聘请文秘时,变得“重女轻男”了呢?其实,不仅文秘职业,还有制造业工厂也更愿意雇请女工,除了女性“适合”相关职业外,还有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的考虑。据时人观察,老板们不愿聘请男性主要是因为,许多男性对所担任的工作存有极大的挑剔心理,他们认为不理想,就向老板提出辞职,甚至有的不辞而别,“男性们此种好动的性格,尤其是一般未有家庭的单身汉更具有那种‘跳槽’的特性,往往令到雇主们束手无策。”相比之下,女性任职时,大多安于职守,且做事细心尽责,为老板们所信任40。可见,女性的工作能力,踏实、勤奋、细心加上的工作态度,加上忠于职守,更受到老板青睐。

文秘职业“女性化”的影响之二,是该职业的男女收入差距减小。从劳动力市场来看,由于女性大多处于低技术、低职位位置,她们的收入普遍低于同行业的男性,但如果该职业是“女性化”职业,男女收入差距会减少。据1984年新加坡劳动力调查报告,女性平均月收入是511元,男性是703元,女性工资是男性的73%,男女收入差别最大的是销售人员、服务人员和工人,女性工资只是男性的63%,差别最小的是文秘人员,女文秘工资是男文秘的86%41。此外,小学老师、护士等“女性化”职业也存在类似情况。这表明,一方面,与经理管理、销售人员等相比,其他职业收入相对较低,男性另谋高就;另一方面,当一个职业“女性化”后,其收入相对其他职业较低,两者互为因果。但无论如何,文秘职业的男女收入差距在减少。

文秘职业“女性化”的影响之三,是会加剧性别刻板印象,不利于性别平等。任何职业“男性化”或“女性化”都不是正常现象,也导致一系列不良后果。从性别平等来说,性别职业隔离使女性集中于低职位、低收入、低技术领域,不利于性别平等;从劳动力市场来说,性别职业隔离扭曲了资源配置,使劳动力市场僵化,浪费人力资源,降低效率,不利于这个职业的发展。因此,护士职业需要男护士,小学教师需要男教师,秘书职业也需要男秘书。20世纪80年代末,新加坡强调男性也应该加入秘书工作,薛爱美在秘书周开幕式上指出,“男性加入秘书行列将是一个好的转变,女性从事秘书工作是我们的传统,但随着社会的演进,这种现象是会改变的。秘书行列需要男性的加入,教师行列也有此需要。”42女秘书们对此回应,“男性可以当秘书,但不比女性来得适合。……女秘书做事细心,态度温柔,善解人意,日理万机的老板最需要这种漂亮、能干和服务态度良好的人。”43

上述对男秘书的讨论别有深意,可以看到文秘职业经历了多么巨大的变迁。20世纪下半叶文秘职业“女性化”已被普遍认为是一种“传统”,要费力地推动男性加入文秘职业,完全忘记了20世纪上半叶文秘职业是“男性职业”。而且秘书的“标准”也改变了,变成了“适合”女性的“细心、温柔、善解人意、美丽、能干”,男性被认为不适合这样的标准。可见,职业的性别分工并不是固定不变的,而是随着经济增长、教育发展、观念变革而不断变化,女性从最开始的“适合”入手,逐渐占据这一职业,并将“适合”女性的标准上升为职业标准。

4

讨论与结论

从新加坡文秘职业变迁,可以看到文秘职业如何从20世纪上半叶的“男性职业”逐渐变为20世纪下半叶的“女性职业”,经济增长、教育发展和性别规范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,文秘职业所需要的细心、认真、服从、善解人意,被认为“适合女性”。

“适合女性”是从女性本体论出发,强调女性的性别优势,附和父权制性别规范对女性的“温柔、细心”等女性气质建构,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女性在职业发展上的次等、辅助角色,以及职业的“女性化”,使女性局限在所谓“适合女性”的职业,导致她们处于低技术、低收入、低职位领域,文秘职业就是相对低收入、低职位的职业。

但是我们更要看到,“适合女性”也是一种女性的赋权策略,推动妇女进入更多职业领域。所谓赋权,“是指人———女性和男性———能支配自己的生活:制定自己的生活议程,获得技能,建立信心,解决问题,能够自立。它不仅是集体的、社会的、政治的过程,而且还是个人的过程。它不仅是一种过程,也是一种结果。其他人不能给妇女赋权,只有妇女才能给自己赋权来代表自己进行选择或发言。”44通过“适合女性”话语,为拓展女性职业建构有利的环境。首先,为妇女进入某一职业建立信心,也使男性更容易接受女性进入这一职业;其次,大量女性进入这一职业,改变了职业评价标准,使之更“适合女性”,如女秘书的“花瓶”形象终于改观;再次,进入这一职业的女性并不满足于只在“适合女性”的位置,她们会向外扩展边线,如书记上升到秘书,秘书上升到经理。

人们通常更多强调护士、教师、文秘职业“女性化”所强化的性别刻板印象,强调女性处于劳动力市场的低技术、低收入、低职位领域,而忽略了妇女职业变迁的动态发展过程。从长时段历史来看,职业女性从无到有,从少到多,甚至某些职业“女性化”,是职业变迁的必由之路。“适合女性”话语为女性撬开了某一职业大门,使她们能进入其中并有机会施展自己的能力,不仅证明自己“适合”这一职业,而且干得更好,从而为她们的职业拓展和提升打开了更大的空间。(注释略)

转载请注明来源:狮城新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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